侯伯宇，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西北大学教授。侯伯宇先生1930年9月11日出生于天津市。1948年9月开始，先后在清华大学、台湾大学和西北大学攻读学士学位，1963年9月在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1950年因抗美援朝参干，自1953年5月开始，先后在鞍山钢铁公司、西安矿业学院、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等单位工作。1973年5月调入西北大学并一直工作至2010年去世。曾担任西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等职务。1980年4月晋升为教授，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侯伯宇先生长期从事于理论物理和数学物理的研究，在U群代数的表示、规范场拓扑行为、可积模型的对称产生算子与几何、规范场的上同调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１部。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陕西省科技成果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和三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等科技奖励；先后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获得“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陕西省劳动模范。在理论物理前沿领域，侯先生做出了国际一流的研究成果，受到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国际著名同行的高度评价和赞誉。他所创立的“侯氏理论”，被誉为“中国的骄傲”。

侯伯宇去世后，陕西省委发起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追授侯伯宇同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开展向侯伯宇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向侯伯宇同志学习。下面是侯伯宇生前同事、亲人和学生的追思、学习和感想，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每当读起这些内容，总会让我们深受感动。

 

把一切献给祖国教育科学事业的模范教师

西北大学党委副书记  李映方

侯伯宇教授是我们学校优秀教师的杰出代表。他为了祖国的教育科学事业，追求了一生，奋斗了一生，创造了一生。正如他去世后，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在给西北大学发来的唁电中说的那样：“他的去世是贵校的一大损失，也是祖国物理事业的重大损失。”

多年来，我们西大人最津津乐道的，是以侯伯宇教授姓氏命名的“侯氏理论”，这一成果被誉为“中国的骄傲”。其实，在他的身上，还有很多和“侯氏理论”一样珍贵的东西。作为一名科学家，他是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劳动模范，四次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作为一名教师，他是国务院首批博士生导师，全国模范教师；作为一名党员，他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员专家。他是我们西北大学的一面旗帜，始终熠熠生辉。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理想信念、治学态度、师德风范和人格品质，感召和激励了我们西北大学一代又一代人。

他曾说，“我人生最大的追求莫过于两点：一是在科学的殿堂里尽情翱翔，勇攀高峰；再就是能够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人。”1950年他20岁时，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50岁那年，他终于圆了心愿。

“党和人民培养我学习科学知识，大有用武之地。我要不遗余力地将所有精力奉献给社会主义建设”。这句话，是他说的，也来自于他的深切体会。即便是在国外进行合作研究期间，他仍在给党组织的来信中写到：“虽然远离祖国，但是我时刻不会忘记自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员，心中时记共产党员的身份，绝不辜负人民的期盼，要为祖国争气、争光。”

他指导研究生时，总是和学生一起做课题，手把手地教。他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过十几门基础课和专业课，非常注重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掌握最新动态，将最前沿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邀请国内一流的专家来给学生讲课。物理所的研究生也因为有出国交流的机会，成为全校学生羡慕的地方。

作为一个有突出贡献的老专家，侯伯宇教授一生成果卓著，但他始终朴实无华、淡泊名利，从不考虑自己的工作能带来怎样的声望和利益，更没有因为自己的困难提出过任何个人的要求。

他从不接受媒体的采访，更不愿意宣传自己。每当被人说到“侯氏理论”是“中国的骄傲”时，他总是很反对，认真纠正说：“我做的是基础工作，算不上‘中国的骄傲’，那些造出‘两弹一星’的元勋们才是中国的骄傲”。学校实行绩效工资改革，他说：“我的绩效工资最多拿到二级，上要封顶，多余部分奖励给其他人，他们没我拿得多”。他常常出国讲学，可从来不带家属同行；他参加学术会议，也从不参加观光游览；他的手头始终承担着国家级的科研项目，但他从来不多花一分钱。

这就是侯伯宇教授，一个爱党爱国、矢志不渝的共产党员，一个朴实无华、淡泊名利的忠诚赤子，一个精心育人、甘为人梯的高校教师，一个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的科学家。

 

不会忘却的纪念

全国政协委员  侯伯文

我叫侯伯文，侯伯宇是我的二哥。

2010年10月2日，国庆节刚过，我接到哥哥病情复发的消息，急忙动身赶赴西安。三天后，我的二哥带着登上科学更高峰未了的心愿和无尽的遗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今天，站在人民大会堂，回想起我和二哥间的件件往事，不由得百感交集，心情难以平静……

二哥生于20世纪30年代，求学时期正值国家处于动荡和战乱之中。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上过10多所中、小学校。战争的炮火硝烟和日寇的入侵，使他从小就树立起为祖国强大奋发读书的理想信念。1947年，读高二的他以全国第一的成绩考入清华。不久，平津战役全面爆发，二哥不得已中断学业，到台湾后又转到香港继续他的求学之路。原本按父亲的安排，让他从香港去美国读书，可是他自己决定回到新中国的北京，继续他在清华大学学业。

刚刚回到清华开始学习，抗美援朝战争就爆发了。二哥将父亲给他和三哥赴美读书的机票和读书费用的1000美元全部捐出，并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军参干，投笔从戎。获准进入军干校后，全力为入朝参战做准备。抗美援朝胜利后，二哥又根据国家需要，去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翻译科做外国文献翻译工作。

1973年，二哥再次根据国家需要，放弃了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工作，踏上了支援大西北的征程，并成为西北大学的一员。从此，他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余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我国西部的科教事业，并且靠着他精通4门外语以及在数学和物理学科上极其扎实的功底，弥补了西部科研条件落后和不足，走在了世界理论物理研究的最前沿。我二哥没有在国外留过学，完完全全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我认为：他取得的那些研究成果，不仅是“中国的骄傲”，而且，更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骄傲！

在我家兄妹七人中，我二哥的勤奋好学是最杰出的。他把他的所有时间都用到了读书、科研和教学上。在二哥的时间表里，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二嫂曹淑霞说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年三十’才会放下书本和工作，和我们一起包‘团圆水饺’”。在他家客厅里，甚至贴出了“谈话请不要超过十五分钟”的警示语，连出差等飞机、等车的时间，都要用来看书。

二哥在学术上的成果很早就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知名人士的赞誉。记得有一次，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跟我父亲说：“伯宇的工作很优秀”。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对我二哥也非常关注，双方在学术领域的交流和探讨非常频繁。说老实话，我也是大学本科毕业，可是我完全看不懂二哥的论文和著作。改革开放后，有一次，我问二哥：你研究的这些东西，什么时候能够带来一点经济效益呢？二哥顺口答道：“大约200年后吧”。现在仔细想想，世界上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虽然为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可是却看不到自己的成果造福人类的那一天！我的二哥，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人。

他的家里，简陋得近乎寒酸。家具用了几十年都舍不得更换，破旧的书桌都快散架了还在用，开裂的抽屉不得不沾满了胶布。我和他开玩笑说：“你这个宝贝桌子，要是交给收破烂的师傅搬走，恐怕要倒贴钱的”。他满不在乎地笑笑说：“这不挺好用的吗？”。他常穿的中山装早已经洗得蓝里泛白，却依然舍不得扔掉。但对别人，他却很慷慨。听他的同事说，他不仅用自己的奖金为研究所安装了空调，还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了很多的贫困学生。

二哥的坚强超乎我的想象。2007年8月，他唯一的儿子和孙子在加拿大遭遇车祸同时遇难！这不仅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生最大的悲剧，而且是白发人一次送走两代黑发人，而且还是独子独孙！噩耗传来，没有人敢对这位77岁的白发老人说出真相。我真担心这个天大的打击会将他彻底击垮，当晚就住在二哥家中。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二哥说了一句“我就当他们出国没有回来”，转身背上书包，就去了研究所。他甚至不给自己哀伤的时间，把全部的精力用在了教学、科研上。那一年，二哥默默承担了更为繁重的教学任务，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都在给学生上课。我知道，这是二哥要用忘我的工作来驱赶难言的悲痛和对儿、孙无尽的爱和思念。他要尽可能地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尽可能多地传授给他的学生们。

我亲爱的二哥，你为祖国西部科教事业工作了一辈子，也该好好歇歇了。

 

做一个侯老师那样的人

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教师  朱海燕

能够成为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的学生，能够在侯伯宇教授的指导下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最终，能够在博士毕业后回到西大物理所任教，一直以来，都被我当做自己的三次幸运。

其实在我上本科的时候，就经常在校园里碰到这样一位脚步匆匆的老人：他常年穿着一件有些褪色的中山装，戴着灰色的鸭舌帽，肩上挎着一个装满资料的大包。他的身后总会追随着敬重和关注的目光——他，就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物理学家侯伯宇教授。

那时，我就经常听老师们讲，侯老师在学术研究上非常严谨，在为人处事上又很低调。真的没有想到，侯老师作为“我老师的老师”，终于有一天，成为了我的老师。

2003年9月，我有幸考取了侯老师牵头创建的西大物理所的研究生，真正走近了我非常仰慕而又敬重的侯老师，也因此亲身感受到了他对学术深切的热爱，和对学生独特的引导。

有一幅画面，让我至今难忘。那是一个冬天，天下着大雪，我在物理所楼前遇到了侯老师，只见他手里捧着书，边走边看，头也不抬，碰到台阶时，他就用脚去探路，然后一步一步慢慢地踏上去，始终都没有放下手中的书。当时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我真担心他会滑到，就悄悄地跟在他后面，直到他走进教学楼，我才放下了心。

上侯老师的课，同学们都喊“累”。那是因为他的课往往从早上八点钟，一口气讲到中午十二点，有时中间就只休息十分钟。他主讲的理论物理系列课程，内容非常前沿而又深奥，我们只有全神贯注，才能跟上老师的思维，领会老师讲授的内容。由于精神上的高度紧张和兴奋，同学们都感觉吃不消，但是因为从侯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和受到的启发都非常难得，所以大家总是对他的课充满期待。

有一年夏天，连续高温，教室里异常闷热。侯老师依然坚持每天给我们上课。头发花白的他只要一站在讲台上，就立刻目光炯炯、神采奕奕，工整漂亮的板书反复擦写，转身时，我们看到，侯老师的后背都被汗水浸透了……直到现在，这一幕还经常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每次给学生上课，走上讲台上时，总是满怀庄严的神圣感，不敢有丝毫懈怠。

博士毕业后，我能回到所里工作感到非常幸运，更重要的是，侯老师以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无私关爱，成就着物理所一批批年轻的学者。

所里有一位青年教师，读研究生时，母亲突患重病，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这对于一个家境本不富裕的学生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只好天天给几个孩子带家教，但还是感到压力特别大，就产生了放弃学业的想法。侯老师知道后，找到他说：“我不能让一个学生在我这里辍学！我可以资助你读完学位，如果我一个人不行的话，还可以有其他老师一块儿帮你，直到毕业。”

作为侯老师的学生，我们都有着太多的不会忘记，因为这些记忆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侯老师住院期间，很多学生都回来看他，有从美国赶回来的，有从北京、天津、杭州、宁波等地赶回来的，有侯老师最早的研究生，如今已是年届七旬的物理学家；也有年轻的80后博士后。我们轮流值班，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不分昼夜地守护在病床前。医生和护士们见了，都问：“他们都是您的孩子呀？”侯老师对此又高兴又不安，一个劲儿地嘱咐大家：“不要来了，快不要来了。”他是怕耽误了我们的学习和科研啊！

侯老师走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他那熟悉的面容，听不到他那亲切的声音，但他对学生无私而又深沉的爱，永远温暖着我们，激励着我们，让我们懂得了怎样做人和做一个怎样的人。